于情于理，南开园中最高大显眼的雕塑也不应该是一个学生，而是张伯苓。可是由于政治因素，我们看到的只能是学校向自己的学生献媚的荒诞事实。高中生接受了南开深深的偶像教育的烙印，两位总理依旧是南开人动不得的偶像。如今高喊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却抱着周恩来死不放手的南开，不知道还新在哪里。
三月五日刚过，在每年的这一天我总会被两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刷屏，一个是雷锋，一个是周恩来。
将雷锋视为学习榜样的年代早已远去。随着互联网信息量的扩大，关于雷锋的各种质疑的声音开始出现。网上的“雷黑”们越来越多，确实也是一个好现象：说明更多的人已经开始察觉到自己所处的这个国家种种不正常的现象。然而网上亦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他们对于网上的各种黑向来嗤之以鼻。他们所担心的是把旧有的偶像打倒会导致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崩坏，人心不古。比如有一篇文章中说：“做好事有错吗？做好事难道不值得学习吗？”以此谴责雷黑们的用心。
我无意就种种质疑证据的合理性在此展开讨论。我想说，现在围绕雷锋所展开的一系列质疑和争论并非在于助人为乐的对与错，而是通过质疑雷锋的种种真实性来谴责这个国家长期以来动用宣传机器去塑造偶像来蛊惑人心，宣泄自己长期以来被政治宣传所欺骗的不满。从1949年开始，这个国家就开始掀起一股疯狂的个人崇拜浪潮。不只是对毛泽东的“大崇拜”，也包括在政治宣传下诞生的无数“向XXX同志学习”的小崇拜——其中以雷锋最为典型。他被树立起来的时间相对较早，影响力大，持续时间非常长，从建国初到我上小学时，学雷锋的口号一直喊得响亮。
当局至今并未放弃树立偶像的努力，而且依旧是在上至最高领导层下至底层群众之中树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偶像群体，一年一度的“感动中国”颁奖典礼就是这种努力的典例。然而随着信息开放程度的扩大，这种努力并不像早先那么奏效。“感动中国”早已被指出弊病，那些爱岗敬业、勤于助人的典型无法转移人们对政府的失望，掩盖不住中国社会依旧远远不能称得上是“健全”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个人崇拜的传统至今仍有很强的残余。虽然很多曾经的偶像早已在大部分人心中被请下了偶像的宝座，但因为公民意识的缺乏，很多民众依旧有政治领袖崇拜情结，尤其是遇到那些外表和蔼、作风亲民的政治领袖。
我在本文的开头提到，三月五日会让人想起的另外一个人是周恩来。作为从南开中学毕业的一员，每年的这一天，我都会看到人人网上南开的校友对周恩来的种种缅怀。作为周恩来的母校，如今的南开处处能看到跟周恩来相关的各种标志——从进校门就能看到的周恩来全身像、翔宇楼内的青年周恩来半身像、周恩来班，校领导嘴边时常教诲同学们“大家要以周总理和温总理为人生楷模”，乃至孙海麟上任后在校内新开展的“学习周恩来研究小组”、和《南开年鉴》一起出版人手一本的《以周恩来总理为人生楷模学习读本》。对周恩来的纪念远甚对于南开而言真正伟大的人、南开系列学校创始人张伯苓。60多年前老校长每次在重庆沙坪坝南开的礼堂里用浓重的天津话请他的那位爱徒恩（nèng）来给大家讲两句话的时候[1]，肯定想不到现在的的南开，所有讲话，没有恩来已经没法进行下去了。由于周恩来早已过世，我们不可能再去通过即时新闻或者资料来了解他；其人留给世人的印象向来都是温文儒雅的形象，加之确实也为民做过好事，使得当局把周恩来塑造为偶像以维护党的形象来的极为便利，以其母校南开最为甚之。长期的偶像化教育使得大多数南开人提起周恩来和温家宝就会充满了自豪之情，遇到对这两个人质疑的声音就会憋红了脸愤然反击，仿佛说的不是纳税人所供养的国家公职人员而是他们的亲人一样。我本人和我熟识的几个同在南开的好友就因为曾经对二总理有过“不敬”的言行而被周遭视为过另类。
虽然始终怀有疑惑，但我无意于否定周或者温的人格，之前了解到披露出来的一些“内幕”尽管感觉很是那么回事儿，但是迫于我学识所限和所处环境的障碍，除了联合国给周恩来降半旗的原因以及联合国台阶上的对白早已认定为捏造，我几乎很少看到有真正证实的东西。真正让我反感的是很多人依然没有从盲目的个人崇拜的情结中走出来，以及当局依然不遗余力地在引导民众们产生这种情结。人们固然会有自己喜爱的偶像，偶像可以是乐队、作家、商界精英、公知民运人士甚或是政客，但是对任何种类的偶像不假思索地盲目崇拜都是不可取的，抱着这种心态去崇拜一个政治家的危害性只看20世纪各个极权国家中发生的惨剧便无须多言。在不久以前回母校参加的一次以周恩来为主题的班会上，有从南开大学来的几位在宣讲周的事迹时，更是不顾事实依旧充满感情地用“联合国秘书长台阶上的演讲”这样的弥天大谎来“烘托”周恩来的伟大。[2]事后得知这个段子是“组织”要求必须加进去的，非宣讲同学所愿。到底是”组织“没有意识到这个是捏造的呢，还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的是，这种谎言宣传会误导很多思想观念还并未成熟的高中生，也会让更多知道真相的人感到作呕，导致那些背后想要借此达到宣传效果的类似“组织”的个人或团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有着107年历史的南开，最为我们骄傲的并非只有那两位总理。从齐邦媛女士在《巨流河》中所讲述的6年南开生活里，我们可以通过种种轶事一窥张伯苓校长治下那个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南开。南开的伟大之处，不是因为从这里走出了两位总理，而是因为张伯苓创造了南开系列学校从而影响了当时整整一代中国人。即使在抗战最困难的八年中，南开中学的教育也影响了数万青年。“每个人几乎都是张伯苓的精神延长”“他就是校歌里‘巍巍我南开精神’的化身”齐邦媛如是写道。[3]只可惜老校长的心血先是在抗战中被日军付之一炬，在中共建政后又成了自己的学校“不受欢迎的人”，不久便含怨而去。
直到60余年后的今日，教育依旧是中国一大严重的社会问题。于情于理，南开园中最高大显眼的雕塑也不应该是一个学生，而是张伯苓。可是由于政治因素，我们看到的只能是学校向自己的学生献媚的荒诞事实。不仅是南开，当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时，那张杰出校友的海报也已昭然若揭。区别只是大学生多有独立思想，早已纷纷先行将那个海报当做笑柄。但高中生接受了南开偶像教育的深深的烙印，两位总理依旧是南开人动不得的偶像。如今高喊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却抱着周恩来死不放手的南开，不知道还新在哪里。
后记：
恕笔者愚钝，曾几度漫步于南开大学校园，均没有看见早张伯苓校长埋骨处所伫立的半身铜像。可能学校考虑让校长好好休息所以选择了少有人问津之处吧。笔者在南开中学度过了人生中可以说最美好的三年，对南开有着深深的感情，高中毕业入手相机后在每次回母校时都用镜头诠释着对这里的热爱。但是南开让我满怀感情的不是因为我有周恩来和温家宝这两个校友，而是我在这里上学时和朋友们吃喝玩乐侃大山上自习的美好时光，是我有幸遇到的那些恩师所给我的教诲，更是从百年前延续至今的人文主义气息。可慨叹今日官本位气息在南开愈发浓烈，再加上时常被各种爱总理刷屏以及读罢《巨流河》对比今朝的唏嘘，故作此文以警醒。
作者注：本文南开人均指南开中学学生
[1]《巨流河》第四章第十一节 齐邦媛著 台湾天下远见出版社
[2] 参考《联合国旗典与规则》（_The United Nations Flag Code and Regulations _）
V. MOURNING
a. Upon the death of a Head of State or Head of Government of a Member State,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will be flown at half-mast at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at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at Geneva and at United Nations offices located in that Member State;
[3]《巨流河》第三章第一节 齐邦媛著 台湾天下远见出版社
编者注：作者为南开中学毕业生，文中“南开”均指南开中学
（采编：于灵歌；责编：麦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