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当《雷锋日记》准备出版的时候,编辑们发现日记里没有这段话。考虑再三,决定把这段话插入在1960年10月21日的日记之后。为了不显突兀,编辑们还添加了一句承上启下的话:“我要牢牢记住这段名言” (具体过程见《鲜为人知的出版过程》)。但很快,这句话就变成雷锋的原创了。如果你到中西部的中小学去看,走廊的墙上会挂着各式各样的名人名言,通常就会有这一段,署名“雷锋”。真是做好事不留名啊。我是说那些编辑。
三、雷锋是怎样变“精神”的?
之前我对雷锋一直有个误会,我一直认为,雷锋生前默默无闻,有一天因为出了事故死了,连队里整理雷锋遗物时看到了他的日记,发现他是个好人,于是开始宣传,最后直达天听,然后毛大笔一挥,于是全民开始学习。但这两天读过一些材料,再思考,就发现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目前我能查到的最早的关于雷锋的报道是在1959年11月26日,《共青团员》报,是在雷锋死前3年。当时报道的是他在11月14日雨夜发动工人抢救工地水泥的事迹,这事,当然他也记在日记里了。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雷锋一步一步走入公众视野,慢慢成为典型,走上神坛。
张峻,雷锋诸多标准照的拍摄者,在2009年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回忆了雷锋是怎样从一名“普通”战士成为媒体红人继而成为一个国家的榜样的。可以并不夸张地说,他正是雷锋的星探。【见《揭秘雷锋照背后:为树高大全形象 照片屡被修改》,http://news.sina.com.cn/c/sd/2009-04-16/102017621960.shtml】
张峻第一次见到雷锋是在1960年8月下旬,他当时的职位是沈阳军区工程兵宣传处报道干事。当时地方连队将两封感谢信发给了宣传处,宣传处便派张峻过去采访。这两封感谢信都是关于雷锋捐款的,一个来自抚顺和平人民公社,一个来自辽阳市委。当然,这两笔捐款也都记在了雷锋的日记中(不过现在也有质疑的声音,比如说人民公社并没有收到捐款;又比如雷锋一共捐了200元,但当时他每月的津贴是6元(一说8元),捐款时他入伍还没有1年)。
张峻采访了雷锋,为雷锋拍了照(见下图),这张照片后来成为雷锋的标准照之一。他还写了一篇报道《节约标兵雷锋》交给了沈阳军区《前进报》总编辑嵇炳。据张峻回忆,总编辑看到文章后大喜,说“还有这么个典型啊,沈阳军区正要找这么个忆苦思甜的典型。太好了!但是你写得不行。”于是总编辑另外安排了2位记者,并又邀请了新华社驻沈阳军区的2位记者,再次到部队深入采访。
【有可能不是这张。@高海强 2012-03-06 00-42回复吴焕良: 发现一个小bug:雷锋的御用摄影师说那年八月第一次见到雷锋,然后还给他照了标准照,可是八月份照相为毛要穿冬装呢?要知道,辽宁不是黑龙江,八月份的天气不管是辽阳、抚顺还是营口都不需要穿冬装的,更不用戴冬帽。】
为什么雷锋能成为忆苦思甜的典型呢?这和他的身世有关。据雷锋之前在忆苦思甜会上的讲述,是这样的:他爸爸被日军虐待,因病而死;他哥哥被资本家虐待,因病而死;他妈妈被地主虐待,上吊自杀。这些悲剧都是发生在雷锋7岁之前。如果雷锋记忆无误的话(确实曾有在忆苦思甜会上回忆家世时往惨了说的事例),这样的家世正是旧时代受苦受难的象征,因为雷锋家人的死,正好分别对应了毛所认为的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不知从何种渠道,总编辑还知道雷锋在写日记,于是让雷锋把日记本交给他,准备摘录发表。而具体摘录哪部分,则让编辑董祖修负责,最后发表了15篇(具体过程见《鲜为人知的出版过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然而之前都没被人重视。这说明,雷锋在还没死的时候曾把自己的日记本交给宣传人员。也就是说,最迟在1960年10月,雷锋知道,他的日记是会被记者看到的,还会被发表在报纸上的。这是很诡异,让人很难理解的事情,但在那样的年代,估计大家也见怪不怪了。
日记本来应该是极私密的,但如果当书写者已经知道自己的日记会时常被记者看到,还会发表的话,那日记其实已经失去其最本质的意义了。就算是胡适先生的日记,或者是蒋公日记,他们也许知道这将是要公开的,但那终究是在他们逝世之后。哪能像雷锋这样,人还没有死,日记就发表了,还发表了不少。基于此,我严重的怀疑《雷锋日记》的真实性,所谓真实性,并不是说我不相信是他写的,而是我怀疑日记内容也许不能代表他的真实想法。当你知道有人会在你还没死的时候随时翻你日记时,你的写法肯定会大不一样。那些当时相信《雷锋日记》就是反映了雷锋日常生活的全部心理活动的人,醒醒吧,天亮了。
张峻等人的采访报道在1960年11月26日以《毛主席的好战士》为名发表在《前进报》上。随后各大报社纷纷转载,包括新华社、《解放军报》、《辽宁日报》、《共青团员》、《辽宁工人报》、《沈阳日报》等。1961年2月,《解放军画报》让张峻专门为雷锋拍一组专题,按张峻的说法,“入伍1年零1个月,就上了《解放军画报》的专题,这个到现在都还没再出现过。”这个专题的影响巨大,《中国青年报》对其进行了转载,雷锋的名气开始走出军队,走出东北。4月,张峻又一次接到任务,沈阳军区发给他两卷从德国进口的彩色胶片,再次为雷锋拍摄专题,刊登在6月的《解放军画报》上。可以说,雷锋死前,哦,应该是生前,就已在解放军内部的媒体上出过几版照片专辑,而且,还出现在了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级媒体《中国青年报》上,可以说是一个有相当大名气的战士了。
而雷锋当然是知道这一点的,我找到了一篇相关日记: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我到了××部队,好几个战友的眼睛出神地看着我。其中一个同志说:“是雷锋!”另一个上士同志说:“不是,雷锋一定是下士了,哪能还是一个上等兵呢?他可能是雷锋班里的战士吧!”他们都不敢肯定我是不是。和我一同去的季增同志对他们说:“你们不认识他吗?他就是雷锋。”我笑着和他们握了手,并问好。其中有个战友可有意思,他伸出大拇指对我说:“你是这个,呱呱叫的,起先我们都不敢认你,想必你一定是个下士了。”我笑着回答说:“当兵很好嘛,都是为着一个目标——实现共产主义。”
我仔细分析一下,他们想我一定是下士了,也许是有点根据。因报纸上都宣传过。同时党和首长都很信任,一定要提升得快一些。可是,他们没考虑到工作需不需要的问题。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总想多贡献一点力量,那些个人的军衔级别我真没时间考虑。”
这篇日记的最后一段当然说的很好啊,不追求名利什么的。但前文已分析过,雷锋的部分日记已在1960年刊登在《前进报》上过,这篇写于1961的,雷锋自然知道肯定会有记者读到的。当然,也不能排除雷锋当时内心真的就是这么想的,我不能以小人之心推测雷锋之腹。
雷锋形象的又一次升华是在1962年春节,当时解放军总政治部下达指令,“要为雷锋举办一个个个人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展览。沈阳军区接到命令后,决定同时在军区内进行一次首展。”自然,张峻也参与到了这次展览的筹备工作中。
只要你在中国读过小学、初中或高中,你就应该记得这种标兵展览主要是一块块大展板,上面有照片和说明文字。说明文字好说,御用文人排队候着;但照片比较难办,筹办小组想到的办法是补拍。他们根据雷锋的日记的记载(注意:这个时候《雷锋日记》还没有出版,他们是直接从雷锋手中要来的)先构思了20多个题材,然后摆拍。这些题材包括“雷锋送大娘回家;深夜打手电学‘毛著’;给人民公社捐款;努力练习投弹”等。
青山刚昌有句名言:“真相只有一个”,也就是说,不管你构思多么巧妙,只要你造假,总会露出马脚,或早或晚。而一旦露出了马脚,整个严肃的事情就会弄得很滑稽。比如那张“雷锋送大娘回家”的照片,雷锋还是那个雷锋,但大娘却不是那个大娘。这个似乎可以理解,萍水相逢的大娘哪里再去找得到。但我的疑惑是,既然是送大娘回“家”,那雷锋应该记得大娘的家在哪里吧。为什么不直接找那个原装大娘呢?而且,送大娘回家整件事情只是记在雷锋的日记中,这事似乎不好再多想。
说来也巧,照片中的这个奶奶有个孙子,叫王盛波,后来担任过《新商报》的副总编辑,他回忆了他奶奶讲的这张照片拍摄的细节:
“到了1960年、1961年前后,雷锋就已经很出名了。“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他的助人为乐的精神深深感染了千千万万的国人。沈阳军区决定在全军推出雷锋这个先进典型。为此,搞宣传的同志为整理雷锋同志的事迹,四处寻找、采访当年雷锋同志帮助过的人。
有一天,我爷爷、奶奶上街回来在抚顺“七百”车站下车。这时,迎面走来两个穿军装的人。后来知道,他们中的一个是雷锋,另一个是军区搞宣传的干事。原来,雷锋发现我奶奶与他曾从沈阳护送到抚顺看望儿子的老大娘很像,就主动与我奶奶攀谈起来。他问起我奶奶家里的情况,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等等。
事隔不久,雷锋和那位新闻干事一路打听找到了奶奶住的小院。那新闻干事围着我奶奶问这问那,不时地往本上记着什么。雷锋也没闲着,帮着我奶奶家挑水、扫院子。临走时,那位新闻干事拿出相机问我奶奶:“老人家,你跟雷锋照张相好吗?”奶奶高兴地答应了。这时,那位新闻干事看到邻居苏姓家中的小姑娘正在院子里玩耍,就忙喊:“小妹妹,过来,一块儿照个相。”摆好姿式正要按快门,那位新闻干事好像又想起了什么,跟我奶奶说:“老人家,你家里有没有包袱,拿来用一下。””【见《一张老照片牵动三代人的雷锋情结——雷锋和我奶奶的故事》,《记者摇篮》,2009年第11期】
而下面这张擦车照摆拍的就比较明显了,他胸前挂着闪闪发光的勋章,并不像是平日劳动时的情形。
还有雷锋刻苦训练,投掷手榴弹的照片,据专家解读,这个姿势虽然造型英武,但并不标准。我不是军迷,纯外行的看法,这个姿势倒是和董存瑞有点像。
而这张补拍雷锋捐款时的照片也违背常识。根据这张照片的说明,这是雷锋在8月的时候给人民公社捐款时。请注意他的帽子,和他的棉袄。
当然,上面这些违背常识的照片和下面这张比起来,那简直是弱爆了有木有!!!!下面,请欣赏,著名的摄影作品《雷锋深夜在寝室打手电学》。毫无疑问,这是一张侮辱观众智商的照片。
当然,也可以解释为一张穿越的照片,因为雷锋手中拿着的,分明是1994年上映的《国产凌凌漆》中,达闻西发明的太阳能手电筒。
“闻西:我发明了一样东西对你一定很有用
零零漆:手电筒!?
闻西: 错!这是不需要电池的太阳能手电筒!在有光的时候它就会亮。
零零漆:那在没有光的时候呢?
闻西:绝对不亮!
零零漆:那有没有可能在没有光的时候会亮呢?
闻西:问得好! 关灯!
闻西:用另一只手电筒照着它……它就会亮啦……你看……是不是……
零零漆:这个发明还真是有创意。”
当时那些军区领导也发现了这些照片的bug,打算对这些补拍的照片进行再补拍。但,1962年8月15日,雷锋一不小心被战友倒车时撞倒的一根晾衣杆砸死了,原本打算的第二次补拍也无从拍起了。而这些本来是用于“学毛著标兵”的漏洞百出的摆拍照片,也顺理成章的出现在了对雷锋的追忆仪式上。
为何死了的雷锋还能继续被宣传呢,要知道,雷锋的死并不壮烈,纯属意外。要回答这个问题,那就必须对当时的时代背景有所了解,因为这是一盘好大好大的棋。当时是1962年,中国近代史上较有分量的一年:那是1959-1961三年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后的第一年。当时“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党内务实派着手整顿经济”,把政策的重点放在发展农业和工业上,而降低了政治斗争的地位;而且也有人开始对大跃进、彭德怀的撤职、毛的执政能力和个性进行反思。此前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撤职,按照毛的提议,接替他担任国防部长的,是林彪。林彪接管后,开始在军队实行全面政治化,发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毛则对此大力支持,以此反击刘少奇等人的“右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死了的雷锋被再一次推上了前台。
1963年2月7日,《人民日报》登载了几篇雷锋日记;3月2日,《中国青年》发表了毛的题词和罗瑞卿的文章;3月5日,《人民日报》将其转载。而之后的故事,借用的一句台词,“就变成众所周知的历史了”。统计雷锋出现在媒体上的时间线可得下表。
回顾雷锋的成名史,会发现里面充满着偶然,也充满着必然。雷锋最早出名是在一个雨夜号召同事去抢救水泥。而他正式引起地方军区宣传处的注意是他捐了200元巨款,并留下了自己部队的地址,因此对方发来了感谢信。军区宣传部在采访他时,发现他的身世正是一个忆苦思甜的典型,而当时正好在全民开展忆苦思甜运动,加上他平时习惯写日记,还习惯把自己给记者看,日记的内容非常符合宣传的需要,因此被树为典型。而这个典型后来在朝廷的高层斗争又一次被树立,开始进入公众视野,成为了你我熟知却并未真正认识的雷锋。
另,一点小感受,读完1963年版的《雷锋日记》,不得不感叹雷锋的政治敏感度。但在整个120篇日记中,几乎没有一处提到过林彪的名字,也没有刘少奇,连周恩来都没有。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事。当然,或者是编辑了不得。
还有一件轶事,在1963年版的《雷锋日记》中,有这么一篇:
“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一日:……劳动到十二点,大家拿着自己从连里带来的一盒饭,到达了集合地点,去吃中午饭。当时,我发现王延堂同志坐在一旁看着大家吃,我走到他面前一看,他没有带饭来,于是我拿了自己的饭给他吃,我虽然饿点,让他吃饱,这是我最大的快乐。我要牢牢记住这段名言:“对待同志要像春大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最后这一段话的知名度几乎不逊于“雷锋”,甚至可以说一定程度上等同于“雷锋精神”。但你知道吗,这一段在雷锋的日记中并未出现,是编辑“代写”的。
上文说道,1960年10月,《前进报》编辑董祖修到雷锋的连队采访,他阅读了雷锋的日记,当时在雷锋的日记本中,夹着一张纸条,纸条里,写的就是上面这段话。1960年11月,《前进报》在讨论刊登雷锋日记节选时,董祖修强调,这段话并非出自雷锋日记,只是出自雷锋的日记本。但编辑们觉得,这段话太经典了,同时“并没有违背雷锋的生活实际”,于是当成雷锋日记的内容发表了。
1963年,当《雷锋日记》准备出版的时候,编辑们发现日记里没有这段话。考虑再三,决定把这段话插入在1960年10月21日的日记之后。为了不显突兀,编辑们还添加了一句承上启下的话:“我要牢牢记住这段名言” (具体过程见《鲜为人知的出版过程》)。但很快,这句话就变成雷锋的原创了。如果你到中西部的中小学去看,走廊的墙上会挂着各式各样的名人名言,通常就会有这一段,署名“雷锋”。真是做好事不留名啊。我是说那些编辑。
(未完待续)
(采编:楼杭丹;责编:应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