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知识分子，总有很多人喜欢问他们为谁思考。当然，我是主张要立足国情，为国家和民族思考的。但问题的关键是，有谁问农民为谁种地吗？有谁问工人为谁上班吗？没有。诚如农民把自己的地种好了，就能给社会带来福利一样；知识分子真的本着良心——御用文人除外，把学问搞好了，也就能为社会进步提供思想的食粮了。
红朝的知识分子政策，无疑是成功的。因为它相当程度上摧毁了一整个具有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而代之以技术官僚。当然，今天具有对民生的普遍关怀和对民主的基本信仰的知识分子，也在长成。
红朝的知识分子政策，一言以蔽之，就是“改造”。1950年曾有读者向《人民日报》提问：“如果鲁迅活着，党会如何看待他？”当时任国务院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亲自回信答复“鲁迅和大家一样，要接受思想改造，根据改造的实际情况分配适当工作。”
而今日人们引用故周相的名言“活到老，学到老”时，往往故意隐去这段话的最后一句“改造到老”。而其实那才是根本的指向灵魂的。周本是红朝体制中，至今被塑造成的——当然事实上也如此的——比较理解和尊重知识分子的人士，他也有此种发言，说明红朝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不是个别领导人的的政治性格的问题，而是列宁主义的所谓“民主集中制”的党容不容得下知识分子反对派的问题。
当然，在具有正当性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知识分子尤其是其中上层，整体采取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摇摆不定。也是他们不被信任的重要原因。
知识分子被要求改造，那谁来改造他们呢？按照经典的列宁主义理论，自然应该是职业的革命者。斯大林说过：正确的路线确定后，干部就决定了一切。我们必须明白一个奥秘，所谓“官僚主义”这个词汇，不说是布尔什维克发明的，那至少也是他们才会用的那么广泛。这个词的关键在于，用了官僚主义，那么犯错的就是一个（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旧时代地主·资产阶级气息的，受害于官僚主义的革命者。而事实却是，他们本身就是官僚！
惟中国的故毛主席反其道而行之，他认为知识分子有原罪，需要先天关荣的农民（贫下中农）和工人来改造他们。之所以要贫下中农、工人改造知识分子，其理论不过因为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具有先天有点，而知识分子具有先天弱点。
但问题是，任何个人总是具有人的卑微和自私，而任何人群重显得相对崇高些。比如，单个看一个小知识分子，可能看到他媚上压下、患得患失以及书呆子的一面；但看自古以来的知识分子群体，则不能忽视他们屡屡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最先崛起救亡的功绩。而整体性地看农民，也大致可以称赞他们吃苦耐劳——这一点汶川地震后，我多次感动于四川农民的伟大；但个别地看农民，他们的狡黠，他们的贪小便宜，也不是没有可以批评的余地。
但红朝就是那样，说及知识分子、工商业资本家，就用他们中一些人的劣迹，去抹黑他们的整个阶层。一说到农民和工人，则用人造的高大全的形象，去掩盖个人的缺点。
故毛主席说：“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他说这话，固然有笼络人心，敦促知识分子接受体制领导的意图，但仔细读来还是让人觉得心态不对。旧时代知识分子看不起劳动人民，歧视他们，认为他们脏，固然不对。那么要创造一种尊重劳动人民的社会氛围即可。说劳动人民干净，谁都不会反对，但从中引申出结论，说知识分子就脏了，那是多么心理失衡才能说出的话啊！
这样奇怪的理论，居然还有人相信。上个世纪60年代末，红朝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句著名口号“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问题是，难道只有农民是社会生产者？难道不直接从事农业的人，都在吃闲饭？这是多么前现代主义的和民粹主义话语！当然上山下乡较大地改变了中国落后地区的面貌，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差距，普及了医疗和教育，这点又必须肯定。
时至今日，类似思想还在。比如对于知识分子，总有很多人喜欢问他们为谁思考。当然，我是主张要立足国情，为国家和民族思考的。但问题的关键是，有谁问农民为谁种地吗？有谁问工人为谁上班吗？没有。诚如农民把自己的地种好了，就能给社会带来福利一样；知识分子真的本着良心——御用文人除外，把学问搞好了，就也能为社会进步提供思想的食粮。
所谓思考为国，不应该也不可能是思考一致的结果，而是思考自由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