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两种或者几种文化的对话过程都会经历接触、模仿、过滤与阐述及最终创造出新的文化模式的过程”，在《蝴蝶君》的文本这一比较视域中，伽里玛对于宋丽玲的感情发展其实是顺着这一文化交流过程的主线而进行的。这种文化的对话过程可以说是自发的，先天的文化落差使文化相遇后发生碰撞。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如若我们不能以一种健康，公平的视野去看待这一文化对话，那么在此过程中必然会有悲剧性的存在。伽里玛从一个自认为相对强势的身份——平克顿到最后倾尽爱与恨后的自裁，这其中必然包含了许多值得分析的悲剧性所在。
第7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撞车》中有一个镜头令我一直记忆犹新：在洛杉矶这一多民族多文化聚集的城市中，一位白人警察在自己的警车中射杀了一位搭乘便车的黑人孩子。这一白人警察平日里对于种族歧视极其反感排斥，杀人动机则是因为黑人孩子不听他的劝阻硬要从口袋中掏出一个与他车上一模一样的玩具，而他误以为黑人孩子要掏出武器。这则故事的悲剧性并不只在于一种文化歧视的思维僵化，更大的悲剧性在于我们对于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无法自发的克制，我们平日里所厌恶的习性往往正在蚕食着我们自己。
回到文本《蝴蝶君》中，伽里玛一句“我们男人或许都想踢平克顿一脚，但我们中没有几个人会拒绝做平克顿的机会”便将这种悲剧性凸显出来了。可以说，伽里玛这段牢房中的短暂反思是他在整个文化对话过程的最后阶段了，但悲剧性并不只是一个端点，而是贯穿于他的整个爱情中。
伽里玛与宋丽玲的感情发展与他所代表的文化和宋丽玲代表的文化的对话过程其实是有着一种同构性的意味。我们大致可以按照文化模仿——过滤——阐释——新文化样式创造的版块来划分他们的感情发展，但我们也不可忽视的是这些板块实质上是一直交叉反复，互相影响的。
首先，文化的模仿表明的是对价值的认同，并通过一种异质文化来确证自身。在伽里玛与宋丽玲的第一次邂逅中我们可以发现，伽里玛所被吸引的是宋丽玲扮演的蝴蝶，所认同的是《蝴蝶夫人》中折射的一种西方的“陈词滥调”：顺从的东方女人和残酷的白种男人。并通过在一个梦里与好友马克的辩驳中寻找到自己本来价值中的定位，从而确证了自己在感情中以“平克顿”自居的角色。对于宋丽玲的判断，他依照自己的文化偏见妄下定论：“表面上她大胆而坦率，然而她的内心却是害羞和恐惧的。这是她体内的东方教养和西方的交战。”无疑，这种武断的模仿实质上是"you read what you are"的命题的反映，与“You are what you read”这一更具活性的命题恰恰相反。这种偏执无法被认知，是这个阶段伽里玛的悲剧性所在。
其次，文化过滤表明的是一种文化依据自身的价值标准对另一种文化进行的选择性解释。我相信，宋丽玲与伽里玛第一次见面交谈的时候，宋并没有想到要通过勾引他来获取情报，因为宋在这次交谈中表现出了一个清醒的文化分析者的形象，他将伽里玛驳斥到沉默不语，并且表示不再扮演蝴蝶这一角色和反感这部歌剧的态度，这实质上是与伽里玛的文化价值对立的。然而，故事却继续下去，伽里玛的悲剧性也就在这一对话中体现了出来。伽里玛在和他妻子的谈话中他过滤掉了宋丽玲讨厌这部戏的实质感情，将这种现象归结为酸葡萄心理，用着西方的文化视角居高临下地将中国戏剧判断为一种“古老的”、衰败的文化。这种心甘情愿的、出自自身价值标准的过滤不仅仅为伽里玛痴迷于宋丽玲铺平了道路，而且在于宋丽玲发生性关系，甚至朝夕相处的日子里蒙蔽了他最基本的判断能力，从而导致直到最后都无法辨认出宋丽玲是个男性的事实。宋丽玲勾引伽里玛是需要一段过程的，而宋从一个“讨厌这出戏”的弱势文化反抗者转变到在伽里玛眼中是个“觉得自己不如她们（西方女性）——也不如我（伽里玛）”的“典型”东方年女子的这一过程显然是被伽里玛所过滤忽视的，他不去探究这其中的原因，自得其乐地沉浸在自身价值观“被体现”的过程中，这种文化反思的惰性恰恰是他悲剧性的体现。
第三，文化阐释包含着阐释者自身的文化条件以及被阐释者的种种条件。其实在伽里玛与宋丽玲的感情发展中，伽里玛两度占据着一个相对强势的地位。一次是他效仿平克顿故意对宋丽玲不加理睬，一次是他与瑞尼长达三个星期的鬼混时期。然而最终形势被宋丽玲逆转了。的确，宋丽玲下了不少功夫，四封信以及始终如一的谦卑、羞涩的态度来投其所好，我们也不能否认伽里玛确实对他有动心。但是，伽里玛彻底被宋丽玲所掌控，沦为感情上的蝴蝶，实际上是跟他自身对于宋丽玲这些种种举措的错误阐述大有关系。宋一直扮演着弱势一方的角色，但他的这种娇柔，谦卑，无力并不只是一种退让，更多的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手段。但伽里玛却没有一次不在这种手段中迷失，中套。他对宋的阐释是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并坚信“宋是爱他的，离不开他的”这一点上出发，伽里玛所有的强势举动到头来只是成为他自己验证出“宋像蝴蝶离不开平克顿一样离不开他”的例子。这种错误阐释下的洋洋自得成为悲剧性文化对话过程中的一个巅峰。
第四，新文化样式的创造具有一定的风险，一旦你所形成的新文化无法被认同，并且你原本的文化价值无法回归，所对话的另一文化又被彻底打碎，你在文化层面上便无法立足。伽里玛自己新文化样式的创造我们可以在他同瑞尼的交往中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面对西方女性代表的瑞尼，他对她的“阴茎理论”感到“完全不可接受”，他无法适应这样一种奔放的表达方式，他所眷恋的是每次他去跟瑞尼鬼混时，宋的“眼泪和沉默”。这些让他兴奋，是他的一种新的文化价值理念。然而，当最后的最后，宋在他面前脱下了三角裤，他只能无助地哀求他走开，他的新的文化价值变得“陈旧而无损”，而他过去的西方文化早已宣判他的罪行。他曾经眷恋过的东方文化也是“面目全非”，一种无家可归的文化流浪感，促使着他走向死亡。“死于忠贞比耻辱或者要好”也成为了他最后的文化喘息。
伽里玛说：“我在错误的地方找寻着我所要的东西。”文化对话的悲剧性往往在于你并不是一个顽固的文化独裁者，你乐于建立这样的交流并且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然而，无法改变的是，你所形成的交流产物却是你所偏袒的一方蚕食掉另一方的结果，而不是出于一种平和，俯瞰的公平视角。如何消除这样的悲剧性，我希冀着全球化的今天或者明天能够给出答案。
(采编：薛晨如；责编：王卜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