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知识分子的和众与和寡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常常是曲高和寡的，正所谓高处不胜寒，学人的寂寞是常有的事情。这也正如常有人说“寂寞陈寅恪”、“胡适的晚年是寂寞的”等相类似的话。因为他们在学问、精神、思想或人格上达到了一定的境界，常人通常是难以企及的。虽然他们是难以企及，但他们并非都是“曲高和寡”的。真正的“高曲”是不怕“和寡”的，即使“和寡”也是暂时的。1950年8月《光明日报》的《学术》副刊第十二期上，发表了一封冯友兰致茅冥家的信，专门讨论到了“曲高和寡”的问题，有极精辟的见解，他说：
曲高和寡，如果其曲是真高，和寡只能是一时的现象。如果永远和寡，其曲必非真高。真高者终究必是和众的。若曲低而能永远和众，必非真低。真低的曲，虽然一时和众，终究必被忘记的。真正的高曲，必是无论什么人（即无论是其文化水平的高低）都必觉得好，而其所觉得之好，又随其文化程度的不同而不同。
有关这点，放之于作品，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真正是高曲，终究是“和众”的。放之于人，暂时的“和众”却并非一定是“高曲”，而暂时的“和寡”也并非一定是“低曲”。在中国，人们常将一个人的品格或者“名山事业”作为“曲高”与“曲低”的评判标准。一个知识分子如真具有高尚的品德或人格魅力，能独立的做人，自由的思考，并能持之以恒，即使是“和寡”也只是暂时的。如孔夫子之于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虽然曾有过短时间内的“打倒孔家店”，但孔子终究是被人们认作是“圣人”，为“万世之师表”。在这里，笔者仅举胡适和陈寅恪的例证就可以看出知识分子曲高和寡与曲高和众的意义。他们虽然曾在历史上“和寡”过，但最终“高曲”必将迎来“和众”，近来学界甚至社会上的胡适热和陈寅恪热即是明证。
二、“胡适热”：胡适之独立与自由
胡适之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即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被批判，直到改革开放后，胡适的正面形象才逐渐被揭橥出来。当下胡适的名气与声望在大陆则是与日俱增，越来越“热”了起来。特别是去年（2011年）时值胡适诞辰120周年，大陆和台湾都举行了纪念胡适诞辰12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2大陆出版界也借机出版了大量有关胡适先生研究的书籍，各大媒体、报刊、杂志也无不开专栏纪念这位中国近代最为知名的自由知识分子。有关大陆的“胡适热”，仅仅从胡适研究会编的《胡适研究通讯》、安徽大学胡适研究中心和台湾“中研院”胡适纪念馆有关胡适著述再版情况和研究胡适的著述情况就可知晓。
能体现胡适自由独立精神的事例有很多，相关的研究探讨也不少。特别是最近蒋介石日记的披露，胡适在与蒋介石交往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学人本色与独立精神再次被曝表。但关于胡适1958年去台就任“中研院”院长时，不畏权威当面指陈蒋介石发言错误而引起蒋介石大为不满的事情，大陆则知之者甚少。恰巧去年（2012年）的12月17日，为胡适先生121岁冥诞，在胡适逝世50周年之际，台湾“中研院”专门举办了“胡适与蒋介石：道不同而相为谋的特展”，将胡适与蒋介石交往的一手文件、日记、书信、手稿等文物、资料曝光。人民网、网易新闻、凤凰网、中国政协新闻网、中国广播网、中国台湾网等报刊媒体以“曾当面公开批蒋介石错误，胡适手稿首度曝光”、“蒋介石曾被胡适当面指错误气得睡不着”等为题，转载了台湾“联合报”的报道，专门将胡适1958年这次就任院长时与蒋介石抗争的事情进行了报道。 3 可惜的是，这些报道都是点到为止，内容较为简略。而笔者有幸于2011年12月16日在台湾“中研院”参加了胡适纪念馆主办的“胡适与自由主义：纪念胡适先生120岁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次会上正好有些老先生的文章论及于此，资料较为详实。故鉴于此，笔者结合手头的资料将这次事情的原委陈述如下，以彰显胡适一以贯之的独立自由之精神。
1958年1月11日，胡适接任“中研院”院长之职，但此时胡适还在美国，先由考古学家李济先生暂代。4月8日下午，胡适到台，时任中华民国的副总统陈诚及下属官员、教育界人士等共约五百人到台北松山机场迎接。当日晚上，“中研院”的在台院士为胡适先生接风洗尘。4月9日，胡适赴蒋介石的士林官邸，“总统以茶点款待，谈了一点钟。”
4月10日上午9时，在“中研院”史语所考古馆举行了胡适接任院长的就职典礼。胡适做了简短的讲话，说：“我很感谢李（济）先生把今天就职典礼的仪式简单化，更感谢政府允许我不经过正式的就职典礼，只作几分钟的讲话，代表了我正式接受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职务。”5 就职典礼结束后，接着召开第三次院士会议，此时中华民国的总统蒋介石和副总统陈诚都到场参会。胡适先致开幕词，接着是请蒋介石训话。据《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载，蒋介石的训辞大意如下：
中央研究院自从蔡先生担任院长以来，历经抗战剿匪，几度变迁，辛苦经营，到今天渐能恢复过去的规模，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发展文化工作，感到欣慰。中央研究院在台由恢复而扩展，以及故宫博物院全部精华的迁台，实为中国学术与文化的两大宝库，因此中国文化的结晶，今天实全在台湾，而我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亦端赖此而延续和发展。
中央研究院不但为全国学术之最高研究机构，且应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之艰巨任务，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唯一工作目标，为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如果此一工作不能完成，则我人一切努力均将落空，因此希望今后学术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来求其发展。
胡适院长除以思想学术来领导我们学术界外，最令人敬佩者，即为其个人之高尚品德……因此，期望教育界、文化界与学术界人士，一致负起恢复并发扬我国固有文化与道德之责任。
蒋介石训辞之后，胡适致词表示：
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谈到我们的任务，我们不要相信总统十分好意夸奖我个人的那些话。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公德私德……总统对于我个人有些偏私，对于自己的文化也有偏心，所以在他领导反共复国的任务立场上，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7
蒋介石的训辞是将“反共复国”作为中央研究院和学术界的“唯一工作目标”，并“希望今后学术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来求其发展。”对此，胡适不得不当场辩证和反驳蒋介石的这番训辞。如果胡适不这样做，则很有可能表示他默认蒋介石的这项政治任务，并扭曲了学术研究的根本目标，所以胡适说“我们所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另外蒋介石借此时大陆清算胡适思想而盛赞胡适，胡适对此也不太认同，并提出了不同意见。
据当时的政治气氛和学者后来的回忆，当时台湾的政治与社会现实是，在蒋介石的权威统治下，蒋介石的任何讲话和训辞都已经到了不允许别人可以自由讨论与批评的地步。因此，蒋介石在听到胡适这样理直气壮的当面反驳和指陈自己的言论错误时，他气得立刻站起来要离开会场。但由于陈诚坐在蒋介石身边，硬把他拉住坐下来，才化解了当时这一紧张而不愉快的场景。8
根据最近披露的蒋介石日记才知，蒋介石对此事耿耿于怀，严重到他将此事与“民国十五年至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罗廷宴会中之侮辱”相提并论，认为胡适当众纠正他的错误是“狂妄荒谬”，使他“终日郁郁”。并且蒋介石第二天仍不能“彻底消除”芥蒂，需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 9
胡适这种不畏权威，为学术而学术的学人本色，正好印证了他老师杜威先生有关知识分子的定义。杜威说：“知识分子的特征有两方面，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二是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的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头，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胡适一以贯之地坚持了自己的独立与自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也正如毛子水先生在胡适的墓志铭中所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崇，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10
胡适及其胡适的思想在大陆可谓经历了先热后来受批判遇冷再到改革开放逐渐热起来的过程（热—冷—热）。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耿云志先生在2008年《<胡适研究论丛>发刊词》中说道：
三十多年来，胡适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在纪念胡适诞辰一百周年的座谈会上曾说道：“经过二十多年的胡适研究工作（2001年据胡适研究开始的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约25年左右），一个完全不同于大批判笔下的胡适形象，一个比较接近于客观实际的胡适形象，已经逐渐显现出来。在八十年代，可能只有很少数做过一定程度的专门研究的学者，才知道胡适基本上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到了九十年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中有相当一部份人，对胡适有了新的认识。而且大学里面的文科学生，也有相当一部分对胡适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其中有些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青年学子，还选定胡适作为他们学位论文的题目。这在二十多年前，根本是无法想象的……胡适研究的发展进步，人们对胡适的认识逐渐加深，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认为是反映改革开放的一个尺度。 11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真正的“高曲”是不怕“和寡”和“寂寞”的。胡适的人格魅力与他一生所追求的独立与自由，可谓是真正的高曲，必将热起来，也必将“合众”起来。
三、“陈寅恪热”：读《陈寅恪集》与王元化先生《九十年代反思录》有感
杜威有关知识分子两个特征的定义不仅符合胡适之先生，而且还很符合陈寅恪先生。近年来学界和社会上也都兴起了一股“陈寅恪热”，看看有关研究陈寅恪的书籍论文与近年所开的纪念陈寅恪先生的学术研讨会便可知其热度如何。罗志田先生在《知人论世：陈寅恪、傅斯年的史学与现代中国》一文中讲到：“陈寅恪近年尤其受到关注，甚至已经引起一些人的不爽快了，然而大陆所谓‘陈寅恪热’，其‘热’的似非其史学；陈先生的大名，多半像以前民间艺术中一个常见人物钟馗，被他人借以打鬼”。 12 罗志田先生的这句话似可玩味：第一，何以把陈先生当成钟馗，借以打鬼？第二，“陈寅恪热”的出现，“热”的似非其史学，那“热”的又是什么？
有趣的是，同在《读书》（2008年第8期）上刊发的许纪霖先生《“我是十九世纪之子”》一文，恰好回答了上面提出的问题。文中讲到，陈寅恪在“大学问背后有穿破时代的深邃关怀，堪称‘有思想的学术’之典范”。在王元化先生晚年，陈寅恪是他最为敬佩的两位学界前辈之一。 13许纪霖先生的这篇文章，本是为了纪念刚刚去世的王先生，却在无意中给出了“陈寅恪热”的答案：第一，陈寅恪先生学术与思想合而为一，有着对时代的深邃关怀，并身体力行地做到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这些正是许多知识分子所奢望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第二，陈寅恪先生在学术界乃至文化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向王元化这样敬佩陈寅恪先生的人还有很多。所以陈先生是一个标杆，像学界的钟馗，被借来打鬼，且法力无边。
当然，“陈寅恪热”的理由还有很多，可以是大浪淘沙后的几本学术经典，可以是让人羡慕的渊博知识，也可以是他将学术和思想完美结合……可能仅是这些，就足以构成“陈寅恪热”了。而让人更加振奋不已的则是先生一生践行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先生的“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墨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句句珠玑，响彻于耳。曾如先生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所言：“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陈先生是非常自信的，相信他一生所坚守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意志终将为人所尊重，并流传后世。
由许纪霖《“我是十九世纪之子”》这篇文章，又不得不让我想到王元化先生在人格和精神上与陈寅恪先生的相似之处。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不管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聚热，还是九十年代至现在的学术与思想分离，学界一直存在着一些急功近利、浅薄浮躁、党派林立和趋时媚俗的现象，存在着学术上的激进主义，激情代替理性，一味地追新趋异。王元化先生的晚年深处这样的一个时代，他继承了陈寅恪先生自由与独立的精神，针砭时弊，为学术而忧。王元化先生批判过学界的激进主义，说到：“我觉得我们还缺乏踏踏实实的精神，不务精探，而好趋新猎奇，满足于搞花架子，在文章中点缀一些转手贩来、自己还没未咀嚼消化的新学说、新术语，借以炫耀。一些刊物，也往往喜欢发表这类文章。” 14 他
也批判过学界的党派林立相争，提醒道：“当你埋葬前人的时候，将要把你抬出去的人已经站在门口。” 15 他还批判过学界的趋新猎奇，讲道：“许多所谓的新概念、新思想不过是变名词的把戏而已，……他（余英时）提出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份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文化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而又不知中国传统为何物。” 16
王元化先生热爱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这也和陈寅恪先生极其相似。许纪霖认为：“王元化先生有一种王国维、陈寅恪晚年那种文明将倾的悲哀与凄凉”。 17 王元化先生热爱中华文明的根本理念精神，正如他所爱恋的十九世纪，充满着博大与包容，处处洋溢着人文精神，“渗透着人的情感，对人命运的关心，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注重，对人的美好情感的肯定”。18 为此，先生批判了学界与人文精神相悖的功利主义，说功利主义最害学术，以应用为学术目的，足以妨碍学术的自由和独立；批判了学界以中西为沟壑、狭隘追求西方文化的激进主义，致力于文明之间的会通和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
在王元化先生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信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原则，怀抱着张扬人文精神的使命感，一腔热情。作为一个用笔工作的人，激扬文字，笔耕不辍，对当代中国的诸多重大问题，均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一生还进行了三次重大的反思，这些反思不是针对别人，而是针对自己。先生这种不掩饰、不偏狭的独立意志和自由思想是多么可贵！这也不禁让人想起陈寅恪先生在《对科学院的答复》文中的话，其文曰：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19
许纪霖先生说：“先生（王元化）终于有尊严的走了，这位十九世纪之子，一生守住了为人的尊严。” 是，先生终究是走了，有尊严的走了，确实是守住了为人尊严。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做到了不降志、不辱身、不赶时髦，也不回避任何风险”，“留下一点不媚时、不曲学阿世而对人有益的东西”。王元化先生的一生和陈寅恪先生一样，“墨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从胡适、陈寅恪到王元化，他们都终生坚守着独立与自由的信念，不畏权威；为“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的责任”，不怕“监禁杀头”，只认得真理。在此，笔者想引用王阳明先生在《祭吴东湖文》中的话来缅怀这三位学人，以作为本文的结束：
公之才如干将、莫邪，随其所试，皆迎刃而解；公之志如长川逝河，信其所趣，虽百折不回；公之节如坚松古柏，必岁寒而后见；公之学如深林邃谷，必穷探而始知。 20
（采编：李以诺；责编：彭程）
注释： 1.此函《三松堂全集》未收，转引自周质平：《现代人物与思潮》，台北：三民书局，2003年，第348页。 2. 2011年4月，胡适研究会、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等联合主办的“纪念胡适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召开，并出版有耿云志、宋广波编：《胡适研究论丛（第2辑）：纪念胡适先生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5月。2011年12月16—17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主办“胡适与自由主义：纪念胡适先生120岁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笔者有幸与会，并拜谒胡适墓园。 3.有关这次风波的报道与转载，可参考相关网页：http://tw.people.com.cn/n/2012/1219/c14657-19939514.html （人民网）；http://cppcc.people.com.cn/BIG5/n/2012/1220/c34952-19956671.html（政协网）；http://www.ifeng.com.tw/twnews/detail_2012_12/18/20270845_0.shtml（凤凰网）；http://news.163.com/12/1218/09/8J0EJBFL00014JB6.html（网易新闻）。 4.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第2658页。 5. 胡适先生讲话全文，可参考：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659—2661页。 6.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661—2663页。 7.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664—2665页。 8. 可参考吕实强：《浅论胡适的自由思想》，“胡适与自由主义：纪念胡适先生120岁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第6—7页。 9. 参阅《蒋介石日记手稿》（1958年4月10日、11日），转引自汪荣祖：《当胡适遇到蒋介石：论自由主义的挫折》，见“胡适与自由主义：纪念胡适先生120岁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第12—13页。 10. 墓志铭全文，可参见笔者论文附录中的日志。 11. 耿云志：《<胡适研究论丛>发刊词》，载《胡适研究通讯》第1期，第1—2页。 12. 罗志田：《知人论世：陈寅恪、傅斯年的史学与现代中国》，载《读书》2008年第6期，第86页。 13. 许纪霖：《“我是十九世纪之子”》，载《读书》2008年第8期，第9页。 14. 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2页。 15. 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3页。 16. 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3页。 17. 许纪霖：《“我是十九世纪之子”》， 载《读书》2008年第8期，第12页。 18. 许纪霖：《“我是十九世纪之子”》， 载《读书》2008年第8期，第12页。 19.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载《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三联书店，第463页。 20. 王阳明：《祭吴东湖文》，载《阳明全书》卷二十五，《四部备要》本，第370页。 【用脊椎骨阅读】阅读私经验（四）·理解教育——教育的一个主要目的，正是增进自由。但是每次增进自由的时候，无时无刻的“政治”却阻挠自由的脚步。反自由式的教育最终会蜕化成在“政治”影响下的思想控制。 【用脊椎骨阅读】工人？工人！（上篇：外国工人）——二十世纪最为危险的人类实验暂且渡劫余波，工人的政治性光荣不再。从而，工人理论与工人地位之间的逻辑撕裂已然造成时下代群记忆以及历史叙事的回避之处所在。 【用脊椎骨阅读】祛魅民国大学——关于民国大学的书籍推荐—提及理想大学，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西南联大，战火纷飞中民国的才子佳人故事更为这所大学增添了一份传奇色彩，为那个时代微缩的历史赋予了庄严的意义。 【用脊椎骨阅读】阅读私经验（五）·理解快乐——耶稣说，“他的喜乐，没有人能夺去。喜乐不是人自己找来的，而是神所赐的。”快乐究竟是天赐，抑或后天习得？激情缺位，快乐缺位，人类心智正在面临无边的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