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日休有诗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叫多。”强盛一时的隋帝国的覆灭一直被人们认为是由于那条京杭大运河。浩大的工程耗尽了帝国的财富，使得民不聊生，最终导致了帝国的崩溃。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同是修水利，为何大禹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而隋帝国却惨遭覆灭的厄运呢？本文试从现代凯恩斯主义的角度剖析之一观点的正误。 早在公元前，就有古希腊学者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古埃及的国王选择在旱季修建金字塔，将粮仓的食物作为工资发给了饥饿的民众，有效地避免了饥荒的出现。用现在的经济学语言叙述就是，在遭遇旱季（经济的萧条期）时，古埃及国王通过增加政府购买，扩大内需，从而避免了经济萧条即饥荒的出现。古埃及人虽然不知道凯恩斯，但我敢打赌，倘使法老胡夫复生，他必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凯恩斯主义者。古埃及的金字塔见证了凯恩斯主义的辉煌。 但是，同是修建公共工程，为什么隋炀帝被区区一条京杭大运河弄得忘了国，而古埃及人的国王世代都修建金字塔却依然能够长治久安呢？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隋炀帝采用的是徭役制，即无偿使用劳动，而古埃及人却是有偿使用劳动力。近代史学家的研究表明，修建金字塔的群体不是奴隶，而是自由民！政府对那些自由民是会发工资的！也就是说劳动力的使用是有偿的。金字塔这一浩大的公共工程在客观上给饥饿的民众带来了食物，避免了饥荒（经济萧条）的出现。而修建京杭大运河的工人大部分都是被征发而来，是义务劳动。由于是义务劳动，修建运河的工人既无法从修建这一浩大的工程中获取正常的报酬，也由于从事公共工程，而无法从事正常的生产。最终使得被征发的工人一贫如洗，整个国家陷入衰退和动荡。而隋炀帝的守财奴性格根深蒂固，他极其看重财政盈余，据《旧唐书》记载在隋王朝灭亡时，在帝国的仓库的粮食依然堆积如山。就这样，在古老的消极财政政策传统下，隋王朝，这一强盛一时的帝国，走向了灭亡。
事实上，在隋之前，就已经有了类似的例子，秦帝国是一个短命的帝国，但是秦王国却是一个延续了几百年的长寿的王国。贾谊在《过秦论》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然而事实上，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帝国的传统就一直没有变过。秦王朝一直严格的按照《秦律》来统治的。可是，为什么这种暴虐的统治到了统一六国之后就失效了呢？有人把问题归咎于秦二世，有人把问题归咎于统一六国后不得民心。而在我看来，秦帝国灭亡的原因，在于其财政政策的变化。在统一以前，秦王国是一个“上首功”之国，即国家按照战功来向民众支付工资。这样，财政收入通过奖励战功而支付给了国人。客观上起到了一种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效果。但是统一以后，帝国的战争量大大减少，因而大大减少了战功奖励，这样财政支出的主要形式。而万里长城则是通过徭役制度来修筑。有人把修建万里长城当作积极的财政政策，其实不然，万里长城从材料到工人都是征发，政府并不支付工资。这中情形下，公共工程只有阻碍正常生产的效果，起不到刺激经济的作用。 然而，中国人并不是记性很好的民族，在遭遇了像秦朝和隋朝这样短命王朝的悲剧之后，类似于秦帝国的错误到了近代依旧在犯，在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其实也是一种巨大的公共工程，但是问题是：和秦代一样，大炼钢铁使用的是徭役制度（历史书上叫做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这样，就使得公共工程不但没有起到刺激经济的效果，反而阻碍了生产，造成了一场罕见的饥荒。如果当时政府向参与这场运动的民众支付工资，我想，市场价格的调节机制，会阻止那三年罕见的饥荒的发生。 因此，笔者认为，天下之害莫害于价格之扭曲，倘使隋人使用雇佣制修京杭大运河，岂有倾覆之祸？秦二世倘若愿向征发的戍卒支付工资，则二世虽笨，天下未必会亡得如此之快吧？大跃进时期的政府，如愿像参与的民众支付工资，则虽然有通胀，但是饥荒还是不至于的吧？然而，这一切只是如果，徭役制度，即无偿的征用制度，是成本最低的方式，一个不受控制的政府，会自然而然的爱上这种方式。因此，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了无偿的土地征用，可以看到只支付很低补偿的房屋拆迁，可以看到某些强力部门对于某些稀缺资源的强力征用。历史，总是在重复昨天的故事。
掷笔沉思，遂改皮日休诗为：“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价格扭曲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