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诟病的“岁币外交”并非一无是处，宋合理使用了自身优势的资源达成了有利于己的长久和平。问题还是在于其达成和平之后的“无所作为”，而非达成和平的手段本身。试想，若后来宋成功改革了自身，取得了抗辽抗金的胜利，哪还会有人去诟病此种“明智的”外交手段？
“表面上的“一池宁静”无多大益处，关键是在于“有所作为”。很多事今天不做，明天会后悔，这个道理错不了。从宋代的历史看，我们可以理解改革的不易。”
宋朝对外的那些事儿总是让人扼腕叹息。后世之中，每当国家遇到凶猛外患之时，又多会重新审视宋代的外交。如1935年，蒋百里与人合写《宋之外交》的时候，就是需要吸取宋代外交的经验和教训，服务现实。现实就是大敌当前，外患日紧；关注在于：面对在军事上如此强大的敌人，一个军力较弱的国家该如何生存，甚至是：如何智慧地尽量推迟战争以准备战争。 历朝历代中，用外交手段有效保全自身（不论手段如何）的主要有三个王朝：汉，宋，清。明代的皇帝们在言事官们的集体绑架之下，只得愤青到底，从未敢真正妥协。尽管明朝先抗外蒙再抗满清，外战局面之险恶比宋有过之无不及，而在政策上外交成就竟几乎谈不上，倒是亡的干脆。清的外交（在这主要指对西方列强）则明显是被迫的，杂糅了强烈的腐儒传统与义和团思维（无奈李中堂一流人物只能做裱糊匠。），其实少有在对等基础上的主动战略性的应变。 回顾我们的历史，在这种类似的大处境下，外交玩得最多的大约还是两宋。宋有澶渊之盟与绍兴议和，这两个条约历史上最令人愤恨和唾弃，被认为是失去了汉人的骨气而做得极尽委屈求全之事。但这何尝不是我们历来的政治人性问题：要么完美化一些人和事，要么全盘否定一些人和事。现在需要指出的是，此两条约确实带来了长久和平，条约与议和本身不应被否定。宋的耻辱其实不在于澶渊之盟，不在于绍兴议和，而在于：和平来临之后，咱什么都没干，新出来的对手却一个比一个强，打过来，干着急，没办法。亡国的结果在战前无所变革的和平中已然注定。现在我们看那段历史，不能因为后来的亡国而 怪罪早前达成的和平协议本身，该怪罪的是和平达成之后的歌舞升平，这点永远值得我们警惕。
两宋在外交谈判争取到的和平中，最直接导致亡国之耻的“无所作为”，恐怕还在于没有改变军事上积弱的颓势。宋代军力之弱往往让人有严重的“恨铁不成钢”之感。这点在他开国时就已注定无法扭转，如同急性的先天性心脏病，一旦发作，必然无药可救。其原因在于：统治者对军人没有信任，害怕五代时的动乱再起，从而战时让文人带兵。而文人对军队的统帅指挥能力却令人极端质疑。如著名的文臣范仲淹曾指挥对西夏的战事，在兵多将广的优势下，耗时弥饷五六年而不能胜利，反倒被迫割地。在此，如站在五代教训的基础上看，其实完全可以理解，毕竟有武人乱国之鉴。在此对宋的制度建设者不应该过分苛求。但问题在于，北宋初年已有不利的对辽之战，是不是要有所变革呢？如果及时改革，应该是来得及吧。但重文轻武的祖制已经形成了低效、浪费又如乌鸦一般吵闹的文官集团。皇帝说了尚不算，武将更不必提，只有“文官集团"及其代言的既得利益者才是那双支配国家命运的看不见的手。在一边倒的利益格局之下，没有力量能够敢于展开真正的体制改革，即使是支持变法的皇帝此时也不得不低头妥协于文官集团的压迫。他们应该在放权和限制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那需要政治智慧去设计制度，或者是隐藏目的的长期的渐进式改革。北宋和南宋都没有出现一位能胜此任的战略家。更迫在眉睫的是，外患频仍，而战事中对武将的信任就意味着对文官集团的打压，任何关乎战和的议题都将成为朝廷派系政治斗争的把柄与工具，从而各派争论不休，表里不一。没有武将有资与整个集团开战，再有名的良将也只能被任用一时，因为文官不高兴，会害怕。行笔至此，突然还感到黄仁宇当年写《万历十五年》所说之“文官集团”对中国政治的支配，就连皇帝恐怕也往往有被绑架为“高贵奴隶”的感觉。而此种现象何尝不在两宋就已经上演。 这种政治上的根本问题让两宋军力大打折扣，战力很弱，但决定性改革又不可能到来。宋的政府其实已经作了尽可能的“体制内”改革：扩军，换装。北宋禁军数量急剧攀升，一年高过一年，火器也被大量装备。南宋不光陆军庞大，水师更被重点打造，后来对元作战，因决策失误，在长江上一仗就能被蒙古军烧掉2500艘战船，可见战前其准备之扎实充分！然而数量的猛增和装备的进步都无法让人相信宋军是强大的。在事实的检验下，他确实太脆弱：他只是一个想胜利却根本没有心力的胆怯的肥胖症患者。
可见，宋朝政治的“原罪问题”导致了军事的被动与弱势，军队数量、装备和战术层面的大规模进步仍然无法根本上改变政略错误所带来的恶果。也因为军力之弱，不得不经常诉诸于外交。好的外交政策往往是发挥己方优势而避免劣势的。除去舞文弄墨的“精神文明”，宋的优势还在于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文明”。两宋人口增长迅速，到南宋时人口过亿，北宋时城市化程度到了惊人的30%，由此带来工商业的大发展，政府财政收入巨大（两宋是大政府，开支也大)。因此对宋而言金钱不是首要核心问题，合约达成后供给辽与金的每年的几十万银两和丝绸远不足以称之为“严重加大了宋的财政负担”。由是看来，为人诟病的“岁币外交”并非一无是处，宋合理使用了自身优势的资源达成了有利于己的长久和平。问题还是在于其达成和平之后的无所作为，而非达成和平的手段本身。试想，若后来宋成功改革了自身，取得了抗辽抗金的胜利，哪还会有人去诟病此种“明智的”外交手段？ 宋代的政治问题和金钱优势分别导致了军事的失利和外交的相对有利。但最终，政治制度设计缺陷和“强敌林立“终结了我们那个美好但却充满遗憾的宋王朝。
两宋之亡，对当代有何可鉴之处？也许应该这样呼吁：不管任何时期，对于体制的改革都是必须的。就像马云说的那样，晴天的时候才要补屋顶，下雨天才补往往已经晚了。稳定与和谐绝对是要拥护的，但是这不是只重宣传，不是粉饰太平，更不是无所作为。很多时候，如宋代历史已经展现的，文官集团往往成为国家安定与进步的一个阻力。当国者必须清醒，勇敢而智慧地施加政策来“自我清洁”。而表面上的“一池宁静”无多大益处，关键是在于“有所作为”。很多事今天不做，明天会后悔，这个道理错不了。从宋代的历史看，我们可以理解改革的不易。近代以来中国已经有太多的革命，国家需要相对稳定的渐进式的改革。在这种改革里千万不要单方面地论对错，各方的妥协比单方的胜出更重要。只有这种态度才能不蹈以往各次改革之失利与错误。也许中国政治也惟有这样才能摆脱过去的固有的阻碍性的逻辑。 诚然，这种改革只有民众和官僚的理性与公德心更为成熟时才具备条件，不是今天说干明天就能成功的。虽然这种改革不好预期，不过随着中产阶级崛起、公民社会成长、经济持续走高和社会日益多元，以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与现阶段意识形态，产生出一种新的混合改革模式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如果这种模式真的得以开创，就希望它能在态度上锐意进取，在手段上温和渐进，在过程中立足公义，在实施中城乡并举。 另：作者系一留美文科学生，好说说写写，偶有所得，联系方式：songyue368788@hotmail.com （经作者同意，原文略有修改，标题为编者拟，原标题为《宋朝外交与军政的那些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