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比大雄是四年级生，所以我那时有一个执念，就是四年级前怎么浪都可以，一旦上四年级，就不能像大雄一样。从四年级开始，我一直就是班级前三，到了六年级，跑到了年级第二，而第一名就是辛瑶遥。红岭小学不是什么名校，拿年级前几也没什么了不起，最后我们学校有四个人被保送到区重点翠园中学，除了我和辛瑶遥，还有谢秋链和张斌。
我从五年级开始就被区奥数学校录取，每周日早上去湖贝小学上课，湖贝座落在东门路的闹市中，有一段路处处都能闻到鸡屎味。去年年初我又回去看了一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深圳这种发展一日千里的地方，没有变化说明这个地段已经被深圳的发展所抛弃，松园路原本是废墟的那一块儿，现在已经建成了高档小区和大型商场。另一个被抛弃的地方是螺岭小学周边，这是我小学考奥数的地方，离翠园只有几百米，当年极其兴盛，小吃店、模型店、文具店、电脑游戏机室应有尽有，现在破败得我怀疑这是七八线城市的郊区。
我对数学的感情很复杂。受表哥的影响，数学在初中前一直是我的强项，在小学我惟一喜欢看的有字书就是各种数学史和奥数书，但我计算能力不够好，粗心，沉不住气的时候容易算错。我小学的各个数学老师都对我十分照顾，会忽略我计算上的劣势，专注在我的解题技巧上，但到了翠园，情况就不一样了。
翠园的应试教育在深圳都是有名的，我们报到的第一天，就进行了一次分班考试。我被分到了八班，辛瑶遥在五班，这两个都是重点班，但谢秋链在九班，是超重点班。我一直没太把谢秋链放在心上，因为六年级那次奥数分班，我从三班到了一班，他还是留在二班，这说明五年级那年我突飞猛进而他原地踏步。初一依然有奥数学校的考试，这次我干脆没有考上，因为六年级在一班经受的地狱训练让我丧失了对奥数的热情。我们互相告知结果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就好啦，不需要再碰那些让人头疼的问题了。因为这个，我对课内的数学课也不再上心。
初一初二的数学老师叫祁连平，那时她刚大学毕业没多久，从口音上来回忆，应该是北方人，而且长得很好看。但我和她的相处非常不愉快，我们一开始教的是小数，她发现了我运算能力有问题，多次对我进行冷嘲热讽，后来还劝我进她开的补差班（没有额外收钱）。平心而论，她只是忠于她的职责，但那时的我自尊心却受不了，就干脆把数学放弃了。到了初三，我考到了我人生中数学的最低分，26。现在回想起来，不知道是不是坏事，如果我那时数学依然很好，说不定我对语文就不会那么用心了。
我初中的人际关系也没有进步。第一天到八班就认识了李剑川，他家住翠竹那边的高层豪宅，邀请过我上去吃饭，但我们的联系很脆弱，除了在老教学楼时常一起去小卖部买零食，主要还是因为电脑游戏。上初中以后，我发现《拳皇》出了电脑版，而且我也很快熟悉了用键盘操作。那时坐在我前面的邬海忠，和班上几个男生喜欢打《星际争霸》，于是我们一起去电脑游戏机室，他们打星际我打拳皇。螺岭那边有，翠竹那边也有，有一天中午我们在翠竹打机，被教导主任逮个正着。回去以后，班主任张群老师当着所有八班同学的面狠狠地批了我们两节课。就这样，我从红岭小学的优等生，变成了翠园中学一个差生。
以邬海忠为首的打机党，行动非常有规律。我们每天中午去螺岭吃肠粉，然后找一家机室，打到一点四十五分，火速赶回班级。到了初一第二学期，我在他们那已经人格破产，因为我打星际手速太慢，经常拖累队友，而且对待打机党其他党员也时而出言不逊，用李剑川的话说，我这个人，心比天高，却不学无术。毕竟打机也是一门学问啊。
我只能去找回阿水。六年级暑假，我和他一起去看了人生的第一次电影，《铁达尼号》，印象中是在深圳会堂那边。当时的我已经情窦初开，看完内心的反应比他强烈很多，我们从红桂路走到和红岭路的交界，我抬头看到灰蓝色的天，想起电影中那海上的星空，一下就怔住了。他催着我快走，我拖拖拉拉地跟上。现在说起来觉得矫情：从初二到高三，我每年情人节都要看一次《铁达尼号》。
阿水比我高一级，初中在桂园中学，因为篮球和游戏都打得好，差不多可以封大佬了，可他没有兴趣。他依然喜欢周末和除夕叫上我，一起去游戏机室。现在机室除了文化宫和华城那几家，煤场路那边开了一家，宝安南路那边开了一家，解放路靠近人民公园路那边也开了一家。《拳皇》已经出到99和2000了。有时我们会在机室碰到陈志乐和林建韩，陈志乐也在桂园，林建韩去了铁路中学（现在改名叫红桂中学），他们见到阿水都会点头致意。阿水在我们接触的所有同龄人里都广受尊敬。
四年级我们家就搬到了电器公司里面，住到了阿水家原来的那一栋，依然是三室两厅，初一我们搬到篮球场上面的一个单位，两室两厅，初二又搬到了篮球场后面的一室一厅，因为那阵我父亲的生意越做越差了。我最不能原谅他的一点，不是他生意失败，而是他把篮球场后面那片树林夷为平地，建了一个肉菜市场。我曾经在那些树下度过多少心情低落的时刻，树上的蝉鸣多少次伴着我入眠。
因为这个，我多少对阿水也带着一点歉意，因为我一直觉得电器公司是他的家，而我爸把他家的一半拆了，但他似乎也不以为意。他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千禧年的倒数，他带着我和他几个中学的同学，一起在大剧院等着最后一刻的到来，我现在中学的日记本里还贴着我给他拍的一张照片，他们几个人因为等得太困，坐在花坛上睡过去了。
他对我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影响，是让我对粤语歌坛有了更深的兴趣。我和他之间一直是说普通话的，但是他和同学说的是粤语。我和小学同学也是说普通话，但他们互相之间还是说粤语。我的粤语是跟初中同学梁冬学的，他不安好心，一开始就是教我说粗口，等到我学有所成，一出口就很伤人，还显得没有文化。只有在唱粤语歌的时候，我才像一个有教养的人，但我唱的最早的粤语歌是TVB的儿歌。TVB的儿歌不是一般的儿歌，他们的动画片主题曲是自己配的粤语歌，比如《长腿叔叔》的《梦中天使》，《叮当》的《叮当猫》，《IQ博士》的《IQ博士》。我还记得《蜡笔小新》有一集，小新哼着《IQ博士》改编的歌，满脸骚气地跳进画面：“灵感IQ称得上十分之低B，有个午睡老太婆（说他妈妈）会吓你一跳，飞机场大patpat，好重要……”
我后来想起那时的女歌手，印象最深的始终是梁咏琪，不是王菲、陈慧琳或杨千嬅。老实说梁咏琪不是一个很合格的歌手，她有许多次在现场唱走音或破音，但她的《某年仲夏》是我第一首拨动我心弦的粤语歌，很神奇地这一首歌居然被归作儿歌，记忆中她似乎还在当年的儿歌金曲颁奖典礼拿奖了。阿水也喜欢梁咏琪，他家里有她好几张MV的VCD，比如《I Will Be Loving You》、《好时辰》和《花火》。《好时辰》里的歌，我几乎每一首都会唱。
后面每年，我们的例牌节目除了除夕一起打机，还有一起看十大中文歌曲颁奖典礼。看的时候，他会和我讲一些烂gag：“陈奕迅的《幸福摩天轮》，猜一个水果。”我说猜不到，他说：“是榴莲啊！‘天荒地老榴莲在摩天轮’。”阿水似乎还喜欢过张柏芝和关心妍，但他对于唱歌是一窍不通的，高中我约过他一起去唱K，他都拒绝，真相是他五音不全，他那些同学跟我说了。
我和班上同学的关系，搞得好的那些方面，都得托他的福。比如因为他，我勉强可以和前排的女生聊聊郑伊健和梁咏琪的八卦，也因为他，我在篮球场上才有了一席之地。上初中以后，我身高有见长，初一156，初二168，初三就175了。他是桂园校队的，高中被保送到罗外，后来还进了省队。我一直没有学会上篮，勾手经常甩出界，抢篮板纯粹看运气，只有远射是拿手好戏。在他的训练下，我两分球命中率相当高，和别的班打半场的时候，还有人叫我“米拿”（当时NBA印第安纳溜马队的一名神射手）。
雷景明是数学课代表，是跟我一起打球的其中一位，长得很高，185左右，很适合抢篮板，但其他方面比较普通。有时我们拉上一个运球高手，比如林东鲁，可以组一个很不错的小队。雷景明在高中某一段时间里，充当了阿水原来的角色，他知道我不善社交，在新的班级里估计过得不开心，所以他会找我出来打球，和他九班的同学一起唱K。因为这个，我心里对他是很感激的。我和彭程林东鲁在至少一年半里，常常结伴骑车回家，雷景明、林东鲁和徐帆经常放学一起写作业，我和徐帆从最初就爱凑在一块儿聊历史，彭程跟我在初三那年做上了物理课代表，我们五个就这样打成了一片。
我和班上的别的同学相处就没有那么愉快了。初二有一阵我喜欢和“电池佬”（周哲涛）呆在一块儿，因为他人聪明，也好相处，语文老师“北姑”在男生里对他最为偏爱。后面语文老师换成“毛遂”，他的语文成绩就没那么好了，反而是我的成绩上去了。 “傻包”的数学在班上无人能敌，他也是潮州人，我们不仅一起打机，也一起打球，但是他非常不喜欢我。男生里势力最大的其实是“足球队”，主要是“肥佬”、“鸭佬”（李秋阳）、王凯纳和耿德隆，这些人的共同特征就是把踢球当饭吃，经常捉弄同学，被张老师从初一训到初三，但是一旦努力起来，成绩迅速跻身前列。他们给班上几乎所有的人都起了花名，上面说的花名都是他们的杰作，有一段时期他们叫我“丧尸”，会故意在默写的时候把陆游的诗写成“丧尸为国戍轮台”，让语文老师大声念出来，全班哄堂大笑。过了一阵，他们又叫我“纯情boy”，当“毛磊”看到我在读《悲惨世界》，他会指着我的书大笑说：“他在看《纯情世界》！”
我当时并没有把这个当作“霸凌”，毕竟小学时代的霸凌都带有点黑社会的情节，这个不算什么，但他们所制造出来的氛围，非常容易传染。我初一的同桌，从一开始就展现出很高的文艺天赋，我记得她对我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名字，我还惊讶于她怎么能恰好把每个字都记对。一年前，陈梦雅（我的博士同学）告诉我，她有一个朋友，现在是艺术家，曾经对她提起过我，说我给她带来过心理阴影。我努力回想对这位同桌所做的事，终于想起我给她起了一个叫“Grandma”的花名，一直伴随到她上高中。
不仅是我，其他同学也有被这样的氛围传染，足球队给班上的女生也起花名，比如把一个手毛很长的女生叫做“毛主席”，另一个被肥佬看过脚毛的女同学大号“脚毛佬”，姓庄的女同学自然就是“装甲车”了。“脚毛佬”和“装甲车”又联合起来，对我进行人身攻击，一直到大学，我对那些有姿色、又很会社交的女生都有点恐惧。
班上最让我有好感的女生就是小曼。《小曼》那篇小说，内容基本都是编的，我也没有在别的地方写过初中的她。虽然我们是同班同学，但我和她第一次见是在13路的车上，她转乘，在笋岗桥上车。我站在落客门附近的地方，隔着七八个人头看到一个扎马尾的姑娘，她也看到我，温柔地冲我笑笑，我迅速转过头去。这个笑驱散了我初中前两年的所有阴霾，但我们并没有更多的接触。
初中的大部分时间，我喜欢的人是楚琳。楚琳是我同桌的小学同学，和班上的女生站在一起，算不上最漂亮的几个，但这辈子追过她的男性，班上排名第二的那个估计也没有她的一半。楚琳是那种，在人群中能一下子被选出来的人，她的气质和一般人就是不一样。她的作文，从初一进来就是范文，顺利地当上了语文课代表，但她的语文和我的数学一样，实打实的一些部分，比如古诗默写、文言文、文学常识、阅读理解，基础并不扎实。不管怎么样，自从读过她的周记（她借我看的），我就不可救药地想要变成一个会写作的人。
我能想到的是一个很笨的方法，那就是读文学名著。刚好历史老师“孙大炮”也鼓励我们读名著，于是在电器公司篮球场那个小破房间里，我读完了《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集》、《果戈里短篇小说集》、《普希金诗选》、《汤姆叔叔的小屋》、《当代英雄》、《红与黑》、《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和《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后来我觉得，法国小说和俄国小说，最对我的胃口。那时我喜欢逛深圳书城（现在改名叫罗湖书城），买书花光了我所有积蓄，有时只能厚着脸皮骗父母说，哪本名著是语文课指定的课外阅读材料。
我的救星是我初二时的同桌张晓曦，她是一个沉闷寡言深藏不露的人，到了高二下学期，她已经成为年级英语数一数二的人，而我一直还在吃初中的老本（都是张群老师的功劳）。张晓曦家里有大量藏书，有一次她看我读巴尔扎克的小说，主动向我提起。像《悲惨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1984出的五卷，她家里都有，然后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的《战争与和平》，1596页，还有一整套的福尔摩斯。这时期鲁迅也是我的一个文化偶像，恰好校图书馆有一整套《鲁迅全集》。我还迷上了莎士比亚，图书馆的那几本已经破破烂烂，我在红桂路和红岭路交界的一家叫求知书店的，找到译林出版社出的一套《莎士比亚悲剧集》，一样是朱生豪的翻译。我在求知还找到梁实秋翻译的一整套，终究还是没买。
我说的笨方法不仅是看书，我找了几个本子，一本拿来抄词语，只要我没有见过的词，又用得好的，就抄下来，最好把例句也抄下来；一本拿来归类，把表达相近意思的词，都放在一块，这样想用的时候，就可以翻来看看哪一个最好，有时连文言里的我也算上；还有一本，拿来抄句子抄诗，那时我的钢笔字还相当漂亮。我背了不少文言文和古诗，想着从古典语言里汲取营养，所谓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我是相信的，朱光潜先生在《谈美》里有过精到的解释。
文章的功夫，不是一两年可以速成的。我写了一整本日记，到初三毕业前，我写的东西还是远远比不上楚琳，但因为下了那些工夫，我的语文成绩一路飙升，有好几次还拿了全班第一。那个在上课时把我的莎士比亚收走的数学老师（已经不是祁连平），有一天在楼下碰到我，对我说，你语文那么好，努力一下，数学估计也差不了。相反的话，四年级时语文老师也对我说过。
我在那个年龄的时候，就是一个愣头青，一心一意为了喜欢的女生去做一些事情，然而她并不会领情。我和楚琳有过一个月的从天而降的亲密来往，因为她为了躲避毛磊的追求，只能找我当挡箭牌。我们每天上课会传本子，放学我会送她回家，她带我去过琴行弹琴，我也上过她家。前几个月听另一个初中同学说她回深圳了，还出了一本书，我还颇为激动。把书买到，花了一个上午翻完，我感到十分失望。她在全国各地巡回开了很多次签售会，微博粉丝从不到一千上涨到四万多，这些都不让我羡慕，因为她并没有把她文章写好。
我们到大学还在同一个学校，我不仅把她当作一个曾经喜欢过的人，也把她当作一个文学上的假想敌。她是一个天赋型的作者，这本来很好，像我这样没有天赋的要付出许多倍的努力，但她过于迷信自己的天赋。以前我们就聊过这个问题，她觉得读太多别人的东西，或者去修改自己的文字，文章就不“自然”。我说孔子七十才从心所欲不逾矩，你才这么年轻，不要奢谈“自然”。她不以为然。
我们后来分开得很突然，正如所有的男生在女生要离开的时候都觉得突然。她稍微使了一点小计策，我就变成了千夫所指。在快要离开这个班级的时候，徐帆对我说，你在这个班的人际关系已经无可挽回，不如好好想想在新的班级里如何重新开始吧。
很可惜地是，我并没有吸取任何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