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一两周前，本科学校的校报记者找到我，说想采访一下关于微信公众号和个人表达的问题。我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不好意思，我不想被定位为一个公众号作者，公众号只是我发表文章的一个平台，我个人并不是很看重这个。可是有一次，郭婷老师向另一位编辑介绍我说，这是“加缪讲座”的创始人，我倒觉得很高兴。这两种身份，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前年11月刘明龙兄在广州搞了一次活动，邀请我去做一个主题发言，吃饭时他对我说，我认识很多施派的人，他们说你不做学术去做网红了。我说开什么玩笑，虽然我不在高校，但我还是在做学术啊。由于众所周知的恩怨，我向来对施派的明枪暗箭一笑而过。不过在我们学术圈，“网红”确实是骂人的话。在我看来“网红”就是在一群不知所谓的人面前搔首弄姿，一个劲地重复“还没点关注的宝宝们点一下关注”的主。我经常跟人解释说，只是刚好你有一些认识的人看过我的文章而已，这不代表我是网红啊。
尽管出了张杨事件，我个人对写公众号的人并没有偏见，但那些以流量为导向，为此不惜歪曲事实、炮制伪科学，或者惯性抄袭洗稿、以“赚傻逼钱”自豪的，比如咪蒙、ayawawa、周冲、酷玩那些，我是真心瞧不上。恕我直言，做公众号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以上面这些网红号为榜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想被归为一个“网红”，或者“写公众号的”。有时我的一篇文章被传播得太多了，它在我心中的价值甚至会下降。我不太相信有那么多人看懂我写的东西，我埋了那么多条暗线，他们真的知道吗？
我在2016年的三月开了“西绪福斯的神话”，在这之前我每次写了新的文章只能发在豆瓣，再转发到朋友圈，或者直接在朋友的公众号里发。有朋友劝我自己弄一个微信公众号，说以我的文笔，一定能收到不少的打赏，说不定能靠这个就经济独立。事实证明他们想多了，我的号开通以来，平均每篇收到的打赏是三十，只有偶尔几篇写政治哲学的文章，一些学术圈的朋友惺惺相惜，给我打个五十一百。去年八月前，我一度觉得我的公众号后面三四千粉丝，大部分都是僵尸粉。
后来我拉了几个读者群，原意是让他们督促我写作，因为我每个月只更新一两篇，没有人跟我约稿，或者没有人催我，我就不动笔。另外，我也想知道看我文章的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令我感到欣慰的是，那些因为我写自传性的文章而关注我的，并不是多数。他们更关注我的不婚主义，以及我那个版本的左翼自由主义。里面海外留学生或者海归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其中博士或博士候选人也不少。除此之外，律师、女权主义者、国内人文社科的学生、对哲学感兴趣的社会人士占了多数。群里有过一个张旭东的学生，真的管甘阳叫“甘爹”，后来不是因为学术立场，而是因为对女生言语轻佻，被我请了出去。我曾经这样概括我的读者们的共识：反国家主义，反精致或不精致的利己主义。
其中有几位读者让我自愧弗如。一位就是我在《我们应当如何面对这个时世》里提到的王笑哲，他从剑桥的性别研究中心毕业，现在在做女权公益方面的工作。他身上完全没有那种名校毕业生的优越感，也乐意去做一些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加缪讲座”有一位海报设计师，从法国留学回来，现在在北大读研究生，研究西亚史。除了英文、法文和德文，他还懂希腊文、拉丁文和楔形文字（曾经用楔形文字翻译过某一期加缪讲座的题目），阿拉伯文好像也懂一些。另一位是耶鲁的经济学博士候选人，话不多，但是从一些简短的发言，可以看得出他的脑袋相当聪明。最让人羡慕的是，这两个年轻人都面孔清秀、身材健美，如果我没有在我的读者群里认识他们，也许几年后会在某条“最帅高校老师”的新闻里知道他们的存在。
这几位，大抵属于我读书的时候最敬而远之的那一类人，因为一靠近他们就会发现自己有多猥琐。第一次我对笑哲说，你作为女权公益圈派驻我们群的代表，来给我们普及一下你们圈子里的一些理念共识。他笑着说，不，该说我是陈老师的粉丝派驻女权公益圈的代表才对。面对这样的读者，你就会后悔自己写过一些逞一时口舌之快的文章（不包括《施派的逼格》）。
我以前说过，我不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作者。在我刚对写作感兴趣的时候，我周围擅长写作的人并不少，他们的存在给我造成巨大的打击。我写那些逞一时口舌之快的文章，是因为那时的我对自己的期待并没有多高。我的青少年时代情感特别丰富，然而我总无法确切地表达我的所有感情，我后来对象征主义感兴趣，是听了黑格尔说，象征主义不需要将自己的全部情感表达出来。只是我对意象的选择能力和创造能力也十分可怜，做一个象征主义者也是不够格的。我大概比较接近中国古代的那种“苦吟派”，为了写好一些词句，需要一边重复做一些琐碎的事情来缓解焦虑，我现在在家写作，经常不断地喝水，因为我不抽烟。那些夸我“高产”的人，估计可以想象得到，我花在写作上的时间有多少。
不过每一个时期，我写东西都没有掺杂利益方面的考量，我觉得这是我能获得进步的主要原因。我不否认历史上有一些一边数钱一边写作的作家，而且这丝毫不影响他创作的质量，但我不是这样的人。因为我几乎没有文采可言，也没有一套专用的车轱辘话可以用来掩盖自己的词穷，我的文字都是内在最直接的反映，心一乱，马上就会反映在文章上，就算修改，那种痕迹依然还在（大部分人看我的文章都可以想象到我面瘫的神情，因为如今的我确实很少有情绪的起伏）。因为这样，我不仅做不了什么“网红”，而且也很难为了稿费去写一些自己热情不高的东西，比如我现在欠着一篇书评稿，尽管编辑开的报酬很可观，可我对那本书缺乏阅读的兴趣，于是一直拖着。
我前年出过一本书，刚出版的时候我在豆瓣上贴了一个简洁的说明，我说，里面的文章大多是我2009年到2013年之间写的，一些措辞可能有“直男癌”的嫌疑，建议有女权倾向的朋友不要买。直到现在，我还经常让我的读者不要去买，因为我觉得那里面的文章不能代表我的水平。我说，要看就去看我公众号上的文章，至少你能知道我现在关注的是什么。一个学术圈朋友对我说过他很喜欢《圆圆》，于是我把《圆圆》也全部搬到公众号上，这下那本书就更加没有买的价值了。我想就算出版业没有因为时局而收紧，以后应该也不会有出版社想跟我这样的作者合作了。
我想起以前的一个读者，在我还没开公众号之前我们就认识，我出书的时候，她买了上千本，拿去送人。半年后，我又收到她寄给我的两个印章，是她让西冷印社刻的。她告诉过我她的一些故事，启发了我某一篇文章的创作。我一度觉得，这样的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是最好的。可是有一天突然发现，她默默地把我删了，我给她重新发送过好友请求，但都没有回音。我至今不知道这背后的缘由，也许是我没有达到她的某一种期待。
有的读者对我的期待，可能超越了我的能力范围，另一些，可能和我的本性相违背。但有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我是可以保证的。比如我不会为了想红去做与自己原则相悖的事，“祖国万岁”这样的话我是写不出来的。我甚至没有想红，我觉得我现在这个程度已经够了，再红一点，可能会惹上麻烦。中文的严肃写作圈其实很小，在这个圈子里，该知道我的应该早知道了。中文世界里，愿意读严肃文章的人，其实也没有多少，以他们为潜在的读者，也红不到哪里去。用《在云端》里的一句话来说，我的读者是一个“很小的俱乐部”，我没法靠他们养活我自己，但我们或许可以共同进步。
在每一个阶段，我都很乐意去了解同龄的杰出作者。大学我周围文章写得最好的是小明哥，他的文字有一种自虐式的克制，总是很冷静地扒开自己的伤口给别人看。后来他做了公务员，不知道还有没有再写。在中大那几年，我跟同校的人来往不多，倒是和网上一群青年还混得挺熟。这些人里，文采斐然者比比皆是，如果不是因为我是读哲学的，还是博士，大概没有人会注意到我。现在他们大多转行做了其他，偶尔看到他们写的东西，基本只和经济金融有关。这几年我所认识的同龄作者，水平越来越高，比如张洁平、林垚、巫怀宇、赵思乐、邹思聪等。但是总体来说，这是一个让严肃的写作者特别尴尬的时代，只有少数特别幸运的人，才能靠着严肃写作过上体面的生活。像连岳这种，凭着一套奥派ABC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的公众号作者来说，大概很难理解这个时代的微妙之处。
我想了一下，其实我认识的人里文笔最好的是我博士时候的一个同学，她叫陈梦雅，写现代派风格的小说，已经出过两三本书，并没有赚到什么钱，可是依然在写。我也不属于那些幸运的人，不过也一直在写。所幸我们都在写作之外有别的收入，写作之外的工作也没有占用我们过多的时间，那些已经不写作的朋友，估计正职工作真的是太忙了吧。
不是为了“红”，也不是为了钱，那究竟是什么驱使我们一直写下去呢？我想大概是米兰·昆德拉所说的，“非如此不可”。有些时刻我觉得，有的文章就该由我来写，别的人写不了，这就是一种“非如此不可”。其他时候我觉得，写作就像制造氧气一样，我写一篇出来，够我自己吸一阵子，吸完了就得再写，不然活不下去，这也是一种“非如此不可”。
在“非如此不可”之外，或许还有一种对“不朽”的渴望。以前我看有人评冯唐，说他写文章篇篇冲着“不朽”去，最后就显得“做作”了，肯定“不朽”不了。真心对待写作的，头上是一杆秤的，自己的文章几斤几两，在那秤上都有数。在这方面我是有自知之明的，像这样的小文章，写多了会让人笑话的。这里的“人”当然不是公众号的那几亿受众，也不是没事找事的施派，而是由古往今来的伟大作者所组成的一个神圣的共同体，不然怎么说“文章千古事”呢？
我有一个师弟林培源，以前是郭敬明旗下的一个作家，出过好几本小说。后来他很努力地转型，考了格非的博士，小说尽量只往《花城》、《十月》、《人民文学》这些发，同时写了许多质量很高的文学评论。就好像我不太理解一个金马奖最年轻的影后为什么把自己往网红的方向塑造，我非常能理解培源为什么想要摆脱他以前给人的印象，他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严肃作者，就得把自己和一个只把文字当作赚钱工具、把文学圈弄成娱乐圈的公司切割开来。
这几年来我基本没有再写过小说，陈梦雅和培源给我的一个启发是，做学术和搞文学，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前两天我那篇文章发出来，一个读者给我留言说，陈老师有没有考虑写一点严肃文学的作品，你有那么旺盛的表达欲，写学术文章不一定能一直满足你，而且从严肃文学的写作中所获得的满足感是长久的、持续的，一点也不亚于做学术研究。我很喜欢这样的评论，因为它可以让我发掘出自己身上的更多可能性。
有的人看到这里会忍不住地吐槽说，我这篇东西充满着对他人的价值观的偏见：做网红怎么了，刷流量怎么了？这是别人的生活方式。别人的事我确实管不着。不过年龄越大，激进姿态越坚定，我也越意识到自己是某个方面的保守主义者，这种保守主义是艾略特（T. S. Eliot）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说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既意识到什么是超时间的，也意识到什么是有时间性的，而且还意识到超时间的和有时间性的东西是结合在一起的。有了这种历史意识，一个作家便成为传统的了。这种历史意识同时也使一个作家最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他自己的当代价值。”
我一直认为，只有这样的保守主义才是健康的。